范曾與沈從文的過節當“文革”期間，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的范曾貼過 沈從文一張大字報，沈從文當時自然是氣憤的，但并未公開發作。90年代，沈從文的別集《顧問官》里收了一張沈從文當年欲還擊范曾但終未貼出的大字報稿，陳 徒手的《午門城下的沈從文》里也重提此事，沈、范矛盾又被拎了出來，成為一時話題。

這張大字報稿是在沈從文身后發表的，原稿并未公開，所以直到現在還有人質疑它的真假。真假姑且不論，就算它真是沈從文所寫，也是寫在1966年，那么，當時為什么不公開呢？幾十年后公開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范曾貼沈從文的大字報，是因為當時的情勢；沈 從文寫范曾的大字報而并未張貼，也是因為當時的情勢。智者順勢而謀，愚者逆理而動，沒有誰愿意做愚者而不愿做智者，所以，范曾之張貼大字報和沈從文之未張 貼大字報，其實是出于同樣的原因、同樣的道理、同樣的智慧——人總是免不了人性的弱點的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更多地怪責于范曾呢？那豈不是“此亦一是非、彼 亦一是非”嗎？如果沈從文當時能夠不為情勢所屈，為什么不把寫好的大字報張貼出去呢？那樣的話，這張大字報不就不必等到事過境遷的幾十年之后才以這樣的方 式面世了嗎？它本來就是為當時所寫，幾十年之后才“張貼”出來，實在也失了它本來的意義。如果說沈從文當時的不張貼是一種明哲，那么，這張大字報后來之被 “張貼”，可能也是同樣的明哲了。原因很明白，當時因“小吉”之故，有些自尊是無暇顧及的，而一旦“今日得寬余”，當然就“勝似閑庭信步”，當然就有余裕 來清理舊賬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