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曾與沈從文的過節當“文革”期間,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的范曾貼過 沈從文一張大字報,沈從文當時自然是氣憤的,但并未公開發作。90年代,沈從文的別集《顧問官》里收了一張沈從文當年欲還擊范曾但終未貼出的大字報稿,陳 徒手的《午門城下的沈從文》里也重提此事,沈、范矛盾又被拎了出來,成為一時話題。
這張大字報稿是在沈從文身后發表的,原稿并未公開,所以直到現在還有人質疑它的真假。真假姑且不論,就算它真是沈從文所寫,也是寫在1966年,那么,當時為什么不公開呢?幾十年后公開又是什么意思呢?
范曾貼沈從文的大字報,是因為當時的情勢;沈 從文寫范曾的大字報而并未張貼,也是因為當時的情勢。智者順勢而謀,愚者逆理而動,沒有誰愿意做愚者而不愿做智者,所以,范曾之張貼大字報和沈從文之未張 貼大字報,其實是出于同樣的原因、同樣的道理、同樣的智慧——人總是免不了人性的弱點的。既然如此,又何必更多地怪責于范曾呢?那豈不是“此亦一是非、彼 亦一是非”嗎?如果沈從文當時能夠不為情勢所屈,為什么不把寫好的大字報張貼出去呢?那樣的話,這張大字報不就不必等到事過境遷的幾十年之后才以這樣的方 式面世了嗎?它本來就是為當時所寫,幾十年之后才“張貼”出來,實在也失了它本來的意義。如果說沈從文當時的不張貼是一種明哲,那么,這張大字報后來之被 “張貼”,可能也是同樣的明哲了。原因很明白,當時因“小吉”之故,有些自尊是無暇顧及的,而一旦“今日得寬余”,當然就“勝似閑庭信步”,當然就有余裕 來清理舊賬了。